专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九游会下载

|作者：杨学义

同《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谈中，高福不断在管理者、科学家、公众人物的身份间切换。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每一个身份都充满戏剧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担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是您的幸运，还是不幸？”听到这个问题，高福毫不犹豫地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人生的幸运与不幸，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福祸相依”的表述背后，是高福的多维度认知。作为国家级疾控中心领导，他认为在历史的长河里，自己并无特殊之处：“在历史上，我的同行不也遭遇过黑死病、霍乱吗？从20世纪至今，我的同行们又经历了‘4 1’次全球流感，分别在1918年、1957年、1968年、2009年，另外1977年俄罗斯最早发生的流感规模不大。进入21世纪，冠状病毒已经第三次来了，2003年的sars（非典），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虽说规模不如这次大，但我的前任不也遭遇过了？所以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会始终伴随人类文明社会向前发展而发生。今年不出，明年会出，我没赶上，前人和后人也会赶上。”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眼中都是常人看不到的病毒，还有无时不在的风险。“对普通人来说，疫情是灾难，说来就来。但作为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遭遇这样的事情，也未尝不是一个专业认知和技能的提升机会。人生就是这样，要把每一场遇见，当成一种历练。”

就在我们专访期间，高福又以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份，遭遇了一场新的历练。4月10日，在四川成都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他在专业大会上的讲话被个别媒体误读为“中国疫苗保护率不高”。为避免这些有误信息误导公众，他向媒体澄清，这完全是断章取义。《环球人物》记者回想着专访时，以及疫情暴发一年多以来的一幕幕，意识到：误读，又何尝不是疫情的一部分呢？病毒袭击的，远远不只人类免疫系统，还有复杂的“思维系统”。

在高福的简历上，目前担任的职务就能写满一页纸。而仅仅中国疾控中心主任这一项职务，就足以挤满他所有的时间。但是，高福居然硬生生地“忙里偷闲”，参与研发出一款疫苗来。很多人都问过高福，这些时间都是怎样挤出来的？

每天很少的睡眠，和实验室人员常常讨论工作到午夜，节假日却是整块的科研时间……除了挤出时间，高福说：“对科学研究来说，灵感特别重要。我们交流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激发我的灵感。”1999年到2001年，高福在美国哈佛医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那时我的导师兜里揣着好多纸条，他每周三和学生、工作人员一起聚餐，聊着聊着就掏出一张纸条记下东西”。高福学到了这一点，“很多好的想法、科研思想，稍纵即逝，所以我的手机里也记录着大量这样的灵感”。研发这款疫苗的想法，就是高福在这样的碎片时间想出来的。“比如，我的父亲告诉我，刷牙的时间一定要长，我在刷牙时，脑子里会闪现很多想法。”高福说，疫苗的想法和逻辑链条理顺后，他就将工作交给了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上述两个步骤已经占到了2/3的工作量。最后一步是将想法和实验结果进行印证，并总结归纳，做成论文后，交给国际同行评测。

·高福的学生为他做的生日蛋糕，上面的“封面”代表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等世界顶级科学与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本刊记者 侯欣颖/摄）

“我们经常讲，科学无国界。为什么？因为科学解决的就是全球都没有答案的问题，大家在找答案。我一直反对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技术是在解决‘卡脖子’，而科学是在解决大自然对人类的‘卡脑子’。”高福说，正是由于这一点，科学就不能像技术一样改造，而是要创造，尤其是前沿科学，更应如此。所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是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竞争。

“俗话说，great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高福经常在有好的想法后，马上就告诉实验室付诸行动，“但很可能在后面的环节，哪怕是即将投稿前夕，某科学杂志发表了和我们一样的想法和结果。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竞争是能够极大提升科学进步的。”

·2014年，高福（中）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期间，同英国专家一起在实验室进行指导工作。

上述还只是高福作为科学家的工作，作为管理者，他有更多看待疫苗的角度。在2020年疫情初期，中国疾控中心为中国生物和科兴腾出了两个做实验用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经批准，将它们改造成生产疫苗的临时“小作坊”，硬生生抢出了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当时来看，这是最快的方法了，所以中国才率先有了灭活疫苗”。抗疫时期，无论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面对同行的求援，高福都是竭尽所能、有求必应。

“ 在这里就要提到4个c，即competition（竞争），cooperation（合作），communication（沟通），coordination（协调）。”这是高福在管理者和科学家的两个身份之间，不断切换总结的经验。“竞争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世界研究范式在改变，学科在交叉、细分、通融，你不可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所以就需要合作。但是竞争和合作又是对立的，更需要沟通，当双方觉得合作事半功倍，那就一起干；当大家觉得到了下一阶段竞争效率会更高，那就分开干。不过，沟通不总是一帆风顺，这时就需要站出一个第三方沟通协调。”高福说，他作为管理者，经常做的就是这4个c的事。即便在自己的项目组内，他也会营造竞争氛围，“我经常将同事分为几个组来做，到了一定程度，再统筹他们一起做”，分分合合中，科研进度经常能加倍推进。

“所以，这两个身份又进一步促进了我。在做宏观管理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在微观层面的一些事，而具体的科研工作，又为宏观管理提供了直接参考。”高福说，也正是基于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研发疫苗的工作好像也在宏观管理中不知不觉地做完了。

·2016年5月， 高福院士（左二）在实验室内指导留学生做实验。

高福说，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是永恒的“猫鼠游戏”，而微生物是无处不在的，人类对其了解程度目前还极其有限。“新冠病毒的特性，我们最多也就了解了30%—40%。”高福说，如果打开病毒的基因组，貌似我们全明白了，但每个基因是怎么做的，之间是怎么协调的，人类还不清楚，“说不定它们之间也有我刚才讲的4个c，对于这些，人类知之甚少。”

在采访中，高福由衷承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就疫苗而言，人类曾经成功凭借其消灭了天花病毒，消除了小儿麻痹症，但另一个极端是，像艾滋病这样的病毒，人类暂时还发明不出疫苗。目前，新冠病毒出现了变异，也出现了个别人接种后依然感染的情况。

这些都属于待解的难题。高福坦言，人类对生命科学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现有理论体系都有可能被新的重大发现推翻、颠覆。

尽管如此，中国在2020年初面对未知病毒时，却表现突出，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中国用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且向全球公布。“过去好多冠状病毒是特别难以在体外分离的，而这个病毒，我们很快分离到了。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也让我们很容易照方抓药。”高福说，尽管科学自身有局限性，但中国的体制机制让科学运用发挥到最佳水平。

·2020年1月20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北京回答记者提问 。从左至右为：曾光、袁国勇、钟南山、李兰娟、高福。

高福介绍，其实人类早就意识到，全球性的大规模流行病迟早会来，在2019年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简称gpmb）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就已经预测到，人类最有可能遭遇的大流行，一是流感病毒，二是冠状病毒。但是，人类还远远没有准备好。高福还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科学基础，第二是民众的理解、参与和依存程度，第三是政府行政。

所以，人类的局限并非只有科学认知，这仅仅是三个层次之一。在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没有民众和政府的配合，科学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次抗疫中，中国的巨大优势，还在于基层社区服务。“我一个欧洲朋友在去年给我打电话，说他们的社区没有工作人员，只能把退休的护士请回来，但他们仅仅是护士，这样做并不具备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的能力，结果最后好多护士也感染了。”后来《柳叶刀》请高福写一个评述，他特别提到了中国70多年来构建起的强大基层防疫。

2018年，《细胞》杂志邀请高福针对2016年开始流行的寨卡病毒做篇论述，人类面对未来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应当怎么做？“所以，我们假定10年后又有一种新的流行病毒肆虐全球，我们要现在把屋子放满口罩吗？当然不是。”高福说，尽管人类面对病毒有诸多劣势，但在那篇文章里，他提出重点需要做好两点：第一是加大基础研究投资，继续向科学要答案；第二是着眼问题机制，搭建能够全球监测的公共卫生体制机制平台。

·2015年1月29日，高福被授予2014年度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个人奖）。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右）为他颁奖。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特别是早期阶段，信息流行病也在那里。信息流行病的英文是information epidemic，合成一个词就是infodemic。信息流行病是什么引起的？信息病毒，information virus，我给它合成一个词，inforus。”高福说，这个英文单词是他创造的，为此还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交流过，双方有强烈的共鸣，认为这是人类在社交媒体时代共同面对的挑战。

“全球疫情期间，与病毒一同来的，还有伦理、道德、人类的善恶和文明程度。当这些复杂问题掺和到一起，认知水平不一的焦虑者，很可能要找一个人或一件事背锅。当真真假假糅在一起，正确信息和错误信息就混杂在了一起，又约等于一个新的信息。”高福说，这和谣言是不一样的，谣言能够轻易识别，而信息病毒却不能，“这个分辨难就难在，在谣言的坏东西里糅进去了一些好东西，难以识别”。

从去年疫情暴发至今，高福意识到，自己一直被信息病毒包围，被迫裹挟在信息流行病中。“有人问我：当大家质疑你的时候，你都不说话，为什么？我认为那种情况下，大家还闹不明白的时候，不要去回应。否则，我说过的正确东西将会再次被糅进去不正确的信息，从而产生新的信息病毒，引发新的信息流行病。”当一座城市因疫情封锁的时候，高福也让自己长时间开启“封锁”模式。他的抗疫方式很特别，是一种孤独的隐忍，很少有人鼓励“高福加油！”而且这种抗疫贡献，最后还可能以“无名”的方式存在。信息病毒的杀伤力，惊人至此。

高福认为，信息病毒和信息流行病，已经催生出一个新学科：信息流行病学（infodemiology）。在社交媒体时代，即便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信息病毒”也会常驻下去。

“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疫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高福说：“这个问题非常好，但什么叫以前？人类从来没有过过以前的生活，也没有哪一天和以前一样。我们不要基于今天回忆过去，而必须基于今天去展望未来。”

“有没有透过表面现象，思考思考疫情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高福将目光投向了疫情所指向的更深层次，“疫情过后，每个人的性格都会或多或少地、无意识地改变一些，直到有一天有人提醒你，你才觉得自己变了。所以，你还会觉得我们能回到以前吗？我们永远回不去了。”但是，高福对全球抗疫还是充满信心的，“随着边境开放，疫苗注射，我们还会回到所谓‘以前的正常生活’，中国人还可以聚餐，欧洲人还可以到酒吧喝酒，这些习惯会回来的”。

·2017年9月27日，高福访问美国国立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与所长安东尼·福奇（左）举行会谈。

“我喜欢读书，强迫自己每年必须读一些超出自己领域的书，比如哲学书、人物传记。”高福经常盯着杂志上的抽象画思考，这时头脑会迸发出很多科学灵感，“科学和文学艺术是相通的，尤其是前沿科学，更需要深层次的对话、碰撞”。他也爱看历史，“我最近看《土耳其的崛起》，了解他们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然后就思考中国疾控工作能得到哪些借鉴”。

高福很少回忆科研成果，他习惯将荣誉一扫而空，重新上路。在他眼中，这些荣誉和裹挟自己的信息流行病一样，都是沉重的包袱：“我强迫自己，每干完一件事，哪怕成绩再大，也要立刻放下。不断想着这些，才是真正的负重前行。”当前全球抗疫仍在路上，需要的也许正是高福崇尚的这种“轻装上阵”，放下包袱，为了一个单纯的共同目标携手前进，才能取得抗疫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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